关于酒驾和癌症的故事:你能分清是谁的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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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的病房里传来嘶吼声,音量之大之凄厉,打破宁静的黑夜,整层楼家属病人都惊动了纷纷探头,我一边穿上白袍一边急忙踏进护理站询问:「怎幺了?」

而这是从大夜时段12点开始第三次这样子了。

护士小乌梅靠上低语说:「他知道了……」

我一惊愕抬头:「真假的?谁跟他讲的?」

小乌梅一脸沮丧说:「我一时嘴快……想说安慰他一下……」

我急了:「哎呀妳这是!没事多嘴干嘛?」

边冲到病床边,一看……

中年男子一侧大腿还上着石膏、吸血水的引流管还没拔,双手已经被约束住,全身在床上不断挣扎、不断咆啸,另一脚可以活动的拼命踢踏,整个床栏被扯到砰砰作响,甚至连绑上了约束专用的乒乓球手套的手也几乎快把绳子扯断。

他是骑车一家三口被酒驾全速撞上,断了大腿骨的爸爸「尚哥」,从急救现场直接被拖进刀房开刀,麻药下去前最后一丝的意志询问的,跟麻药退后第一句开口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我儿子呢?他头撞到电线桿有没有怎样?」

没人敢开口告诉他,脑部被五公分长的螺丝直插入的当下,众人想尽办法锯断螺丝、保护颈部、搬移抬头之后再紧急送医,小小生命却仍不治。

仅受轻伤的妈妈,必须打起精神处理小孩后事,在勉强抽空到病房探视的时间,我们医护人员询问要如何告知还被蒙在鼓里的爸爸尚哥时,妈妈都流泪拼命摇头。

结果众人齐心合力演出各种双簧、还要先套好台词,一下子被这碎嘴的护士小乌梅给搞砸了。

我在床边,拼命的闪躲尚哥挥舞的「三肢」攻击(少一肢骨折的大腿),拼命想安抚他。

我:「先生先生,我今天值班医师,你先不要这样子。」

尚哥放声哭泣:「那个护士说要我坚强,是不是我儿子死了?啊~~~~~~~~~我儿啊~~~~我儿子怎幺死啦~~~~」

我:「先生你现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大半夜的很晚了可不可以小声一点?」

尚哥更加崩溃跟暴躁:「我儿子啊,我的错啊,早知道就不要骑摩托车啊,我为什幺忘记给他戴安全帽啊。」边踢边踹,整个点滴架被扯到倒下、整张病床剧烈摇晃。

胀红了脸、甚至这时尚哥一扭侧身、拼命把头槌向床栏。

一旁看护都吓到闪躲老远,床栏撞的已经开始有点歪,我看不行,急忙叫另外护士抽了镇定剂,边闪躲边努力把针剂打入点滴中,一次不够还两次,足以放到一只牛的剂量下去后尚哥才边呻吟边闷哼睡去。

睡去的脸上满是汗水泪水鼻涕唾液。

那是一个世界瓦解了的中年男子心碎的痕迹。

回到护理站后,交代了要严阵以待下次的清醒,可能又会有同样的失控跟暴走,一方面电话跟尚哥太太通知请她儘快过来。

小乌梅像是没事般继续呼呼喳喳的跟其他病人讲话。

我看了一眼,用力闭上彻夜没阖上的眼皮,强烈感受到眼睛的乾涩刺痛,应该又布满血丝了吧我想,张开眼后深呼吸,镇定按耐住心中冒出的各种情绪跟念头,交代小乌梅其他事项后转身离开,处理到六点已经快天亮了,真的很久没这样熬夜很难受啊……

临去前脑中迴响着尚哥的那句哭号:「我的错!」

发生悲剧了,究竟是谁的错?无解。

医疗上屡次在这类重大的「病情告知」时,总会面对这样的问题。

毕竟会使用到医疗,就是人体出了错,出错要找原因才好修补,而病人跟家属容易带着情绪要把出错的责任归到理论上只是陪着处理、儘量校正的医护人员身上。

所以我们在社会版上清楚知道,尚哥的家庭悲剧,错主要不在他骑机车,而是酒驾的肇事司机;可是在面对当事人时,谁能清楚釐清?

骤失家人的悲痛,剧烈打击当下,谁能?

门诊时接到电话,电话另外一端是我乳癌的病人「翠姨」的大女儿,又打来总机找我各种絮絮叨叨。

我揉揉发胀的太阳穴,把门诊正在看的病人先阻止住发言,耐着性子再三回答翠姨大女儿的问题。

我知道如果不好好给她问个清楚,我后面的门诊都不用看了。

当时翠姨坐在轮椅被推来门诊时,一颗硕大右腋下淋巴结肿大、立刻追朔到是右侧乳房硬块的,当时我一摸,各种迹象符合恶性肿瘤的状态:「硬、固定、不太滑动」,我立刻就踏出超音波间,对焦急在隔壁诊间内等待的大女儿讲一句:「很可能是不好的唷。」

当下翠姨大女儿目瞪口呆,几乎就要掉出泪来,但在我接着:「阿姨你先冷静一下,想想,现在连腋下都可能是淋巴转移,希望我怎幺跟妳妈妈说?这要加紧开刀确认唷。」

翠姨大女儿按奈住了:「医生,妳不要跟她讲,妈妈已经中风都坐轮椅六七年了,我怕给她打击太大。」

我点点头,先确认家属的态度后,再一起跟家属们并肩面对病人,因为乳癌的治疗不是短时间,需要家属一起长期抗战。

大女儿又要红了眼眶:「是不是早半年妈妈有在讲的时候,我如果早点带她来检查就好了?是不是我的错?」

我摇头,生病的了身体,医者不会去指责谁的错。

各种检查跟开刀期间,翠姨大女儿都非常配合,能清楚治疗的各种细节,也都正向的一直鼓励着翠姨,这中间我们就用「刀开一开拿掉比较好」、「先把检查做确定」等含糊说法跟翠姨解释。

但是翠姨不傻。

开完刀伤口稳定后,即将要进入比开刀插管全身麻醉,更辛苦的化疗疗程时,一次我在检查间陪着翠姨时,一向温吞微笑不太有啥问题发问的她,看一眼大女儿不在周围,开口了:「刘医师,我这个是恶性的。」

结尾连问句都不用。

我对她微微笑:「是」

翠姨:「我大女儿爱操烦,尤其我中风之后,她一直坚持不准其他子女告诉我,可是我看自己又是开刀又是这个检查那检查的,早就猜到八分了。」

我说:「妳大女儿也是非常关心妳啊,不过我有一直问她究竟要不要让妳知道……」

翠姨:「她直接跟我否认,唉呦,她越那样我越确定,都生她几十年了哪不知道」

我笑笑。

在医学生时代曾经有上课过各种病情告知,原则上只要病患本身意识清楚能沟通,不管家属如何拒绝告知、要求医护人员隐瞒,医护人员还是要以病人本身的人权为主。

当时老师说:「很简单,你们想想,如果设身处地是发生在你们身上,会希望怎幺被对待?当成小孩一样哄?还是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知道还有多少剩余时间好做安排?」

一直到化疗过程,翠姨没有太大的大碍,翠姨大女儿打电话开始各种叨扰,却是化疗完了之后开始。

也是仲介介入,指挥着翠姨大女儿要申请巴氏量表开始。

(。ŏ_ŏ)

翠姨坐上轮椅,病因的诊断跟发作时间都是六七年前在外院的事,我这边外科既非神经科亦非复健科,专科与否的质疑已经无法排除了,我治疗期间所下的诊断「乳癌」更非能够申请到外籍看护的疾病。

然而我在电话上怎幺解释,翠姨大女儿都完全不能接受。

请她到门诊来我当面好好说明,她坚持想要电话上先问清楚省得白跑一次门诊;我说明要到原诊断中风的医院去开立会比较容易成功,她也坚持不要;我说了建议再到复健科或神经科长期评估,她又急着解释她自己最近身体有恙不能抱搬翠姨了,要赶快申请云云。

最后我叹气,听着电话那头开始冒出各种我本来作梦也想不到会从翠姨一家人口中冒出的责难及怪罪的词彙。

我再三询问怎幺会突然转折如此巨大?最后才承认是仲介敲了边鼓,把翠姨六七年来逐渐加重的行动不变,跟我这边的治疗扯上一块。

(叹)

其实……我懂那种心情。

门诊上追蹤检查行礼如仪,但是看到依旧微笑不太发问的翠姨,我所心中挂念的是她背后站着的大女儿,又会如何的出招?

直到我在检查间内,翠姨又找到大女儿不在的空档:「刘医师,我大女儿打电话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我抿嘴,点点头。

翠姨喃喃着说:「她不能这样乱怪,真要讲的话就是我的错…我拖太久了…」

我无言。

身体出状况了,究竟是谁的错?

而这样的错,要指责谁?

出错的司机,把没坐安全座椅或是绑安全带的孩子,在车祸后自行搬运摇晃。

半年前就注意到的乳癌,延误了治疗,拖到淋巴转移。

我不知道究竟该怎幺一翻两瞪眼的归咎对错。

但是…电话直通媒体的揭露各种自身所需、为了单一人而加紧的卫福部医疗审核。

或者…配合着仲介来指导下棋、加减多说一些看看医师要怎幺处理。

难道这些也无可厚非?

我只知道,前者就算不该再被追究却也不该因此公开得奖,这是要彰显或是鼓励其行为?

而后者,把医病间建立的信任毁掉,仅只是为了申请看护这样的现实利益。

值班的夜晚,穿越过门墙的低鸣嘶吼声又开始出现,我知道尚哥的镇定剂药效又过了;我也知道他从混沌中恢复清明意识时椎心撕裂的痛会有多痛。

叹口气,起身穿上白袍,又要去护理站处理,顺便叫小乌梅闭嘴。

经过护理站前,我顺手把晨间送报的报纸都翻了面。

虽然知道短时间之内尚哥不太会离开病房,但我还是不希望他看到上面的新闻。

覆盖住头条「前市代睡至隔天,辩称酒醉不清楚」。

那是浑沌不明、黑白混杂、耳语闲言当道的乱世中,明明白白的最大错误。

此处借用不久前的社会新闻。

 关于酒驾和癌症的故事:你能分清是谁的错吗?

 

酒驾,何时能真正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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